修订《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》（财政部第20号令），是财政部2017年的重要工作任务。笔者认为，规范供应商救济渠道，其前提就是理清供应商的救济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关系。

救济权，即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其合法权益受损后寻求救济的权利。除一般法律法规规定的当事人主体拥有的救济权外，《政府采购法》还赋予了政府采购供应商特殊的救济途径，即质疑、投诉。

监督权，即作为社会监督主体监督政府采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权利。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，有权控告和检举，有关部门、机关应依照各自职责及时处理，。

监督权和救济权本不应划等号，然而实践中，一些供应商反复质疑、投诉、举报、信访，多头“维权”，甚至以此敲诈采购代理机构或者中标、成交供应商给其好处，以实现非法目的。笔者认为，只有在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无法满足供应商维权需要时，供应商才能行使检举权，且这种检举要解决的问题，不是质疑、投诉事项本身，而是相关单位和个人对其质疑事项、投诉事项不予处理或未合法处理的违法行为。

借《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答复与投诉处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之际，笔者建议，应明确供应商对同一事项进行维权时，是首先选择质疑投诉，还是可以同时进行质疑投诉和检举。在笔者看来，供应商利益受损，应选择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赋予的救济途径，而不是对同一事项不加限制地进行控告或检举，否则既损害了政府采购形象，又败坏了社会风气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）